绅士靠边站
湖南绅权特重,这是清末的常识。这种士绅的特权,跟湘军因洪杨之乱崛起有关。敉平洪杨之后,朝廷担心湘军尾大不掉,动手遣送。那些起于行伍的湘军官兵,带着天大的平逆之功,以及从各地搜罗的珍宝金银,回到湖南,变成硕大无朋的士绅集团,外有奥援,内结同党,有几个地方官敢拿顶子去跟他们拼?

不过单就辛亥年说,湖南的绅权大有衰落之势。地方上还算好,如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,当过军官,在凤凰素有名望,湘西光复,他是主事者之一,联合镇台周瑞龙,发动苗汉民众起事,自己在凤凰城里做内应。湘西光复后“地方一切皆由绅士出面来维持,我爸爸便即刻成为当地要人了”

省城的景况却不大妙。试想谘议局内部推举的都督(一说统制)黄忠浩,居然会被会党或巡防队的代表轻易否决,还直接送上了断头台,则士绅的势力对长沙革命的控制力之弱,可想而知。

这一层,可以归结为1910年抢米风潮的余波。

抢米风潮,表面上看是官民冲突。湖南大荒,米价腾贵,官吏又无所作为,导致长沙市民黄贵荪一家四口跳老龙潭自尽,引发市民骚动,而巡警道赖承裕面对民众时说的“一百文的茶有人喝,八十文一升的米就嫌贵”成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直接导火索。

赖承裕后来说,这句话不是他说的,而是湖南巡抚岑春蓂在德律风(电话)里对他的训话,赖不过转述而已。无论如何,官吏处理不当,激成民变,是可以肯定的。民间竹枝词对此讽刺道:“遇籴频遭大吏嗔,一腔官话说交邻,湖湘自是膏腴壤,升米何妨八十文!”

然而事后湖广总督瑞澂、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会奏的折子,对巡抚岑春蓂、藩台庄赓良等地方文武多有维护,对当地士绅则大加打压。他们向朝廷表示:湖南米价调涨,正是由于王先谦、叶德辉等士绅垄断粮市,囤积居奇,而且在官府下令禁运粮食出省后,还联合洋人大量运粮出省,导致湖南遭遇空前粮荒,全省公私存米,不足两月之食。米价往日不过二三千文,1906年水灾时,也不过四千余文,此时却高达七千文以上。长沙饿殍遍地,饥民盈巷,风吹雨淋冻饿以死每日数十人“妇女无处行乞,母子相抱而泣,或将三五岁小孩忍心抛弃,幼孩饿极,便取街道粪渣食之”(汇报湖南荒象志)官方调查认为,正是士绅的囤积,加上长沙市民与洋人的日常冲突,才导致抢米风潮演变成反洋人、反新政的暴动。

湖南官员的报告里要求,将长沙士绅王先谦、叶德辉、杨巩、孔宪,即行革职“从重治罪”折子还说“现值朝野筹备宪政之际,正官绅协合进行之时,如任听此等劣绅,把持阻挠,则地方自治,恐无实行之望”

这种要求被朝廷采纳了,湖南绅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。余波所及,即使开明士绅一派,也不免于难。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带头上奏,认为“湘乱由官酿成,久在洞鉴,事前湘绅屡请阻禁、备赈,有案可查”但上谕批复是“谘议局职司立法,不宜干预地方政事”等于是驳回了。

街头的风评也很不利于士绅。一首竹枝词责骂他们:“事变发生,议员满堂,噤若寒蝉,无一仗义执言之人。”更重要的是,抢米风潮中,民众不仅焚烧了衙署、教堂,还焚烧了不少学堂。这反映了民风保守的湖南对“新政”的不满。连驻长沙的日本领事都观察到了这一点。他向本国政府报告说:“焚烧学堂的意义在于:近年来,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巨量开支,地方百姓的负担大为加重。新政引起通货膨胀,使米价激剧升腾,但是,穷人子弟并未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。”

由此,可以理解为什么绅权特重的湖南,辛亥举事的主力却是会党与新军,谘议局在其间的作用,甚至远远比不上武汉与成都,而光复后选出的都督副都督,居然与士绅界毫无关连——当然,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,绅权的力量并未消失。

湖南的人头

国民党元老居正,武昌事变后,在湖北军政府里负责对外联络,重要的是促劝各省响应,而重中之重,自然是湖北的后方湖南。每天晚上,他都去电报局问讯。10月22日晚,居正刚走进电报局,电报生告诉他:湖南有事!居正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上,立即命令仔细探听,并与长沙电报局通话。

没多久,长沙电告:革命军已进城。居正狂喜,奔告都督府。黎元洪听说也大为动容,都督府上下一片喜气。

又过不久,长沙报告光复的正式电文到了,署名是焦达峰。黎元洪一看电文,里面提及杀了黄忠浩,顿时黎都督的脸就阴下来了——黄忠浩曾在湖北带兵,与黎元洪有过同袍之谊。

停了停,黎又问:焦达峰是谁?居正说:是革命党。于是黎菩萨沉默了,过了良久,才吩咐居正,复电祝贺长沙光复。(梅川日记)

远在武昌的黎元洪,心情尚且如此复杂,长沙城内的士绅们,其失望难过可想而知。 湖南绅权特重,这是清末的常识。这种士绅的特权,跟湘军因洪杨之乱崛起有关。敉平洪杨之后,朝廷担心湘军尾大不掉,动手遣送。那些起于行伍的湘军官兵,带着天大的平逆之功,以及从各地搜罗的珍宝金银,回到湖南,变成硕大无朋的士绅集团,外有奥援,内结同党,有几个地方官敢拿顶子去跟他们拼?

不过单就辛亥年说,湖南的绅权大有衰落之势。地方上还算好,如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,当过军官,在凤凰素有名望,湘西光复,他是主事者之一,联合镇台周瑞龙,发动苗汉民众起事,自己在凤凰城里做内应。湘西光复后“地方一切皆由绅士出面来维持,我爸爸便即刻成为当地要人了”

省城的景况却不大妙。试想谘议局内部推举的都督(一说统制)黄忠浩,居然会被会党或巡防队的代表轻易否决,还直接送上了断头台,则士绅的势力对长沙革命的控制力之弱,可想而知。

这一层,可以归结为1910年抢米风潮的余波。

抢米风潮,表面上看是官民冲突。湖南大荒,米价腾贵,官吏又无所作为,导致长沙市民黄贵荪一家四口跳老龙潭自尽,引发市民骚动,而巡警道赖承裕面对民众时说的“一百文的茶有人喝,八十文一升的米就嫌贵”成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直接导火索。

赖承裕后来说,这句话不是他说的,而是湖南巡抚岑春蓂在德律风(电话)里对他的训话,赖不过转述而已。无论如何,官吏处理不当,激成民变,是可以肯定的。民间竹枝词对此讽刺道:“遇籴频遭大吏嗔,一腔官话说交邻,湖湘自是膏腴壤,升米何妨八十文!”

然而事后湖广总督瑞澂、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会奏的折子,对巡抚岑春蓂、藩台庄赓良等地方文武多有维护,对当地士绅则大加打压。他们向朝廷表示:湖南米价调涨,正是由于王先谦、叶德辉等士绅垄断粮市,囤积居奇,而且在官府下令禁运粮食出省后,还联合洋人大量运粮出省,导致湖南遭遇空前粮荒,全省公私存米,不足两月之食。米价往日不过二三千文,1906年水灾时,也不过四千余文,此时却高达七千文以上。长沙饿殍遍地,饥民盈巷,风吹雨淋冻饿以死每日数十人“妇女无处行乞,母子相抱而泣,或将三五岁小孩忍心抛弃,幼孩饿极,便取街道粪渣食之”(汇报湖南荒象志)官方调查认为,正是士绅的囤积,加上长沙市民与洋人的日常冲突,才导致抢米风潮演变成反洋人、反新政的暴动。

湖南官员的报告里要求,将长沙士绅王先谦、叶德辉、杨巩、孔宪,即行革职“从重治罪”折子还说“现值朝野筹备宪政之际,正官绅协合进行之时,如任听此等劣绅,把持阻挠,则地方自治,恐无实行之望”

这种要求被朝廷采纳了,湖南绅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。余波所及,即使开明士绅一派,也不免于难。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带头上奏,认为“湘乱由官酿成,久在洞鉴,事前湘绅屡请阻禁、备赈,有案可查”但上谕批复是“谘议局职司立法,不宜干预地方政事”等于是驳回了。

街头的风评也很不利于士绅。一首竹枝词责骂他们:“事变发生,议员满堂,噤若寒蝉,无一仗义执言之人。”更重要的是,抢米风潮中,民众不仅焚烧了衙署、教堂,还焚烧了不少学堂。这反映了民风保守的湖南对“新政”的不满。连驻长沙的日本领事都观察到了这一点。他向本国政府报告说:“焚烧学堂的意义在于:近年来,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巨量开支,地方百姓的负担大为加重。新政引起通货膨胀,使米价激剧升腾,但是,穷人子弟并未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。”

由此,可以理解为什么绅权特重的湖南,辛亥举事的主力却是会党与新军,谘议局在其间的作用,甚至远远比不上武汉与成都,而光复后选出的都督副都督,居然与士绅界毫无关连——当然,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,绅权的力量并未消失。

湖南的人头

国民党元老居正,武昌事变后,在湖北军政府里负责对外联络,重要的是促劝各省响应,而重中之重,自然是湖北的后方湖南。每天晚上,他都去电报局问讯。10月22日晚,居正刚走进电报局,电报生告诉他:湖南有事!居正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上,立即命令仔细探听,并与长沙电报局通话。

没多久,长沙电告:革命军已进城。居正狂喜,奔告都督府。黎元洪听说也大为动容,都督府上下一片喜气。

又过不久,长沙报告光复的正式电文到了,署名是焦达峰。黎元洪一看电文,里面提及杀了黄忠浩,顿时黎都督的脸就阴下来了——黄忠浩曾在湖北带兵,与黎元洪有过同袍之谊。

停了停,黎又问:焦达峰是谁?居正说:是革命党。于是黎菩萨沉默了,过了良久,才吩咐居正,复电祝贺长沙光复。(梅川日记)

远在武昌的黎元洪,心情尚且如此复杂,长沙城内的士绅们,其失望难过可想而知。 展开全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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