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子静就是一朵来去无踪的云，他的命运，从落地大哭的那瞬起，就是一个美丽的错误。

然而黄逸梵并不在意这样的美丽，她与张子静的亲情纠葛，并没有实质上的辜负与留恋，要说辜负，她的爱淡泊悠然，没有热情过，谈何后来的辜负；若说留恋，就是连她自己都不相信殷勤的，她给张子静的爱，向来都是点到为止。

张爱玲离家出走的举动无疑激起了张子静莫大的勇气。那一天，一个怯生生的男孩捧着一包报纸卷站在了黄逸梵的住所前，黄逸梵听闻门铃响后，打开了房门，看到了久违的张子静，心里惊讶着，脸上却是风轻云淡，不起波澜。

张子静打开手里的报纸卷，里面是一双半新不旧的篮球鞋，他迎着黄逸梵与张茂渊疑惑的目光，表达了自己想要留下来和她们一起住的想法。张茂渊一听就摇头走开了，黄逸梵面露难色，踌躇半晌，最后不得不实话实说：“你是张家唯一的男孩子，你不能离开张家，况且，我现在没有收入，又要供你姐姐上学，经济上实在照应不来，没有办法再多负担一个，母亲很对不起你，过去没有照顾到你，现在没有能力收留你，你听话，跟着父亲，好好念书，将来张家还得靠你。”

她将话说得婉转贴切，试图抚慰张子静心里涌出的孤单、愤怒、恐惧，可是无奈与惋惜明明白白写在她的脸上。

对于儿子张子静，黄逸梵不收留自有她的苦衷，回到上海后，她的经济一直没有多大改善，张爱玲投奔而来，吃穿用度全靠她一人承担，而这种开销以前是白字黑字写在离婚契书上，由张廷重负责的。

黄逸梵一个人无力负担两个孩子的开销，她不想给张子静幻想，开空头支票不切实际也不符合她一贯的作风，她是宁可痛痛快快地让人痛苦，也不愿意用空口许诺叫人牵肠挂肚的。

正因为如此，黄逸梵对张子静的态度后来无数次被人以文字鞭挞叱责。批评家们加诸在她身上很多刻薄、否定的词汇，在人们的印象中，她是个将个人享乐主义凌驾于亲情之上的无情女子，薄情、冷漠、自私、残忍，仿佛这些标签是她自甘堕落的最好写照。

细细想来，我们对待这位奇女子实在是太过于苛刻恶毒了。

黄逸梵是爱儿子的，她的爱透明、轻薄，像未熹的朝露，像才透亮的东方鱼肚白，她把自身的能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去考量，不愿意平分自己对儿子和女儿的爱，然后因为这样的雨露均分反而稀释了那份爱。

她一直认为，张爱玲是个女性，女性就更应该具有相当的学识和事业。她在国外游历了这么多年，走过世界那么多角落，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她清醒地意识到，一个独立的有能力的女性无论到哪里都不会被这个时代抛弃。

她希望张爱玲能够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不一样的精彩，这种价值观就是放在今天来看，也是绝对符合这个社会主流思想的。她没有错得过分，要是实在鸡蛋里面挑骨头，那也只能说这种分配母爱的方式未免显得不太公平，母爱原本应该有着相同的分量，而张子静得到的，却轻得不能够放在心里去慰藉那里的严寒酷暑。

我们对黄逸梵的指责都基于自身对这个世界的理解。

而黄逸梵却是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女子，她自有的一套行事标准和价值观念，从裹着小脚去上学，到三寸金莲走世界，从极力挣脱无爱的形婚到追逐爱情的自由，传奇女子什么时候又把世俗的标准放在了眼中？

不一样的女子当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，黄逸梵之所以能够成为民国史上一道奇绝幽丽的光，那是因为她的遗世独立。她触手可碰的个性棱角，是没有言明的、半遮半掩的私语，只适合于流传在传奇之中，休想让她在灰烟瘴气的浊世着陆。

再观张子静的可悲人生，固然跟家庭的不幸脱不了关系，但大半也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。可怜的人自有可恨的地方，那种可恨，因为夹缠在凄风哀雨的遭遇中，往往蒙上了一层楚楚可怜的面纱，叫不明就里的世人生起无端的惋惜和爱怜。

张子静从小性子胆小又温顺，后母孙用藩进了张家门后，在她的极端掌控下，张子静变得低俗、叛逆，而且这种忤逆中还夹着自欺欺人的逃避心态。

他平时租了不少艳俗的连环画来看，逃学，闯祸，经常遭到仆人们私下里诟病。张子静人长得瘦长清癯，身上的衣服穿着穿着就不合身了，他也不放在心上，穿着半新不旧、半长不短的蓝布罩衫到处闲逛。

品味的低俗恶劣还在其次，在变态的家庭环境里培养出来的苗芽，有几根能长得根正苗红？张子静受到了成长中卑劣的挤压与歪曲，他本可以选择像风雪中的苍松不惧风寒，傲雪立霜，以坚定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态度抵抗一切罪障，但他却选择了无动于衷和堕落。

戴上沉默的面具，无所谓地面对屈辱，面对虐待，罪恶并没有完全吞噬他，他率先丢盔弃甲，全军覆没了。

以消极面对罪孽，只会助长罪孽的嚣张，而受伤的，永远是为他在一旁担忧不已，甚至呐喊助威的人。

张子静却什么都不想，只想沉下了身子，一个劲儿在漩涡急流中，沉沦，沉沦，直到世界坍塌，万物俱灭。

他在一张作废的支票上练签字，孙用藩在烟铺上低声向张廷重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，张廷重就跳起来抽了他一个耳刮子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羞辱，张子静也只是抽搭了几下鼻子，痛是自然痛的，他却并不十分在意，连二分的委屈也没有的。他的世界仿佛自动隔绝了暴虐，当然，自尊自爱和个人感受也是被摒拒在外的。

饭桌上，为了一点小事，张廷重又跳起来抽了他一个耳刮子。张爱玲看了，大大地一震，把饭碗挡住了脸，眼泪直往下淌。孙用藩取笑她多管闲事，张爱玲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，闩上了门，无声抽泣。她在镜子前咬牙切齿，发誓报仇，门却突然被一只皮球撞得哐啷乱响，连镜子也跟着震动起来。原来张子静早已忘记饭桌上的事情，放下碗便拿着皮球在花园里若无其事地踢了起来。

看似懦弱胆怯的他，有时候也不是全然地无动于衷。对待下人，张子静的脾气既坏又暴，仆人们叫他，他只当没听见。保姆和女佣合力拖他，他赖在地上扳着房门不肯松手，结果被罚在花园里跪香，一跪就是一个时辰，连看门的都看不过去，替他打抱不平。张子静仍然不争不抗的，刚才那股撒泼无赖的劲道在父亲继母面前早就逃去了爪哇国。

张廷重是满清遗少，迂腐里来，迂腐里去，张子静明明与那个时代脱节那么多年，固步自封、胆小怯懦的个性却如发臭的蛆虫，深深附着在骨肉血液之中。

在母亲黄逸梵的心目中，深目高鼻、面目俊俏的张子静只得了一个肖似自己的空壳，底子却是坑坑洼洼、松松散散。她希望儿子能成长为一个与父亲截然不同的男子，建造一种与祖辈完全不同的新生活。她愿意像个平凡的母亲那样感受子女带来的骄傲与喜悦的，愿意他们尽情在人生的舞台上挥洒拼搏，与日月共燃青春烈焰，愿意他们年轻的心展翅飞翔，任凭风雨锤炼双翅，锻造铁翼，搏击长空。

所有的母亲都有这样的心愿，希望儿女们与幸运邂逅，与美好相伴，与幸福长随，永沐甘河，远离烦忧。

只是，现实何其惨烈，越是希冀的越是不能实现，而不愿发生的，它总是早早守候，只等宿命流转，它便从天而降。

黄逸梵失望了，过度美妙的想象令这种失望格外强烈，她熟知张子静的短板，一心要将之改造扭转。她的希望总是忍不住在某个清露芬芳的拂晓悄悄打起花苞，还没有等到日光的青睐，又无可奈何先自凋落。

儿子不是可造之才，她的爱只得拐弯转道，将爱留给值得去爱的人，这是人类取舍定夺的本能。只不过这一次，黄逸梵要舍的爱不是针对别人，而是儿子张子静。

对于一个要求完美，内心对生活、对未来、对理想满怀憧憬的女性来说，爱的取舍固然痛苦难当，但是左右摇摆，举棋不定更是对自己与他人残忍。

她愿意斩钉截铁，与不值得付出的一刀两断，清醒的人更容易看清现实，没有谁能诟病一个头脑清醒的人，就像三世的因果，谁又能说清，上辈子，谁是谁的亏欠，谁又是谁的留恋。

黄逸梵的爱自相矛盾着，她也许不觉得矛盾的爱有什么不妥。在能力范围内，她也在极力布施母爱，不甚畅快的，淅淅沥沥的，细雨一样的爱，只可沾湿干渴的唇，想要痛痛快快地解渴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一方面，张子静上门求助时，黄逸梵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漠，冷言拒绝儿子的请求，甚至张子静想要留下来吃饭，张茂渊以米不够四个人吃为理由加以拒绝时，她也没有伸出援手，把他留下来。

另一方面，她仍三不五时找儿子上门，关心他的学习状况，发育情况，随时随地演讲营养学，担忧着儿子过分瘦长的身材。

她请张子静来公寓喝下午茶，注意到到他的牙齿很小，泛着营养不良的绿色，像“搓衣板一样粼粼的，成为锯齿形”，就鼓励他，说他长得够高，是美男子的身材，但是不宽，大概得了什么慢性病。

黄逸梵亲自递了十元钱给张子静去看病，让他去医院照X光验肺，后来这笔钱大概也被张子静随意处置掉了。

一日，张子静不舒服，一个人靠在皮面方桌的铜边上，说是被鸦片味道熏住了，那是间接暗示了要搬来和母亲同住的意愿。黄逸梵只是苦笑着，打趣他从小“偎灶猫一样偎在鸦片里的，怎么忽然这样娇嫩起来”。

黄逸梵这时是下了铁一样的决心，张子静她实在无力管教，也只能拿“儿子总归是张家的，他一定会给子静安排好前程”作为挡箭牌，尽量把不安、愧疚的心情就地掩埋。

张爱玲哭着在浴室边拭泪，替张子静求情讨饶，黄逸梵淡淡叮嘱女儿去洗把脸：“这倒不忙，先让他进学校，哪有这么大的人不进学校的。”

原来所谓的给儿子安排好前程，就是张廷重安排张子静就读私塾课程，让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学究上门授课，讲的不是四书就是五经，迂腐杂冗，把人逼到泛着尘烟的旧时光里去。

张子静接受新教育的程度，远远不如姐姐张爱玲。这一切，黄逸梵是明白的，然而除了惋惜，要想在她心里在多掏出一丝涟漪，那也是不可能的了。

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，生活中处处有矛盾，有难以妥协的困扰，有人力难越的阻碍。对于张子静来说，残暴的父亲，促狭的继母，冷情的母亲，都是他人生历练的一个个障碍。张子静是想一鼓作气，背水一战，还是一蹶不振，兵败如山，那都是他的选择，他的命运。也许此刻，他也会觉得：“母亲的家亦是不复柔和的了。”那么他就该觉悟了，漫漫人生路，所能依靠的，只有自己的双手和智慧，所能仰仗的，只有自己的勤奋与努力。

除此之外，别人的施予，哪怕是至亲，也是生命苍穹中的流星，要来，要去，留不住的匆匆忙忙，踉踉跄跄，没有预告，也无需演练。